第519章 三方备战

第519章  三方备战

    崇祯十七年，六月。

    暑气蒸腾，热浪席卷著中原大地，如同天下局势一般焦灼而紧张。

    汉军、清廷、南明三方，正各自厉兵秣马，酝酿著一场决定天下归属的大战。

    汉军方面已经提前完成了总动员，各路兵马按既定部署，陆续开赴到了前线。

    董二柱率七万大军，自关中东出潼关后随即折而向北，不日便将抵达太原。

    队伍浩浩荡荡，骑兵、步兵、炮车等绵延数十里，遮天蔽日。

    这支队伍即将与顺义、昌平、京师三城的守军合兵一处，从北面威逼山东。

    而湖广方向，云南总兵刘宁、贵州总兵李过率五万精兵，沿江顺流而下，一路走走停停，已然抵达襄阳。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南开封府，东路军的李老歪，邓玘，胡永胜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说起开封府，这座城池本来一直在明军手里。

    当初邓玘等人想强攻，但江瀚担心守军掘开黄河，所以叫停了攻城，改为长期围困。

    一开始，开封府的守军在河南总兵陈永福和周王朱恭枵的带领下，守得还挺顽强。

    可随著京师陷落、皇帝被俘的消息传来，城里的人心就变了。

    大明都亡了，还守著开封城干什么？

    于是陈永福便派人偷偷联系了城外的邓玘，献城投降。

    开封易主，对于东路军来说意义不小。

    此地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是天然的十字路口，又号称「北据燕赵，南通江淮」的水陆都会。

    从开封出兵，往东可以直取徐州，威逼南明；往北可以进军山东，绞杀东虏。

    如今汉军两路大军像张开的铁钳，一北一南对准了山东半岛，形成了夹击之势。

    而与此同时，为了支援前线的近二十万大军，后方各州府也是开足了马力。

    从成都到太原，从夔州到开封，各类军需粮草、军械甲胄也正源源不断运往前线。  

    粮车辚辚，马嘶萧萧，一支支转运队伍穿梭于驿道之上，日夜兼程，未尝停歇。

    得益于多年经营的卫所制度与营庄体系，此次备战，汉军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动员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

    卫所提供大批精兵，营庄源源不绝输送粮草，各地军器局昼夜赶制刀甲火器，形成了一套高效而有序的备战体系。

    即便要同时支撑两路大军，也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

    而反观山东的多尔衮和南京的弘光朝廷，却是另一番光景。

    清廷方面，多尔衮在占据山东后，为了在百姓士绅面前维持「匡扶大明、剿贼安民」的正义形象，做出了不少让步。

    他大手一挥，下令废除了明廷苛重的三饷，只象征性地征收了少量赋税，用以充作军饷。

    然而这等「仁政」，却仅仅只限于山东境内的百姓士绅，对于辽东治下的汉民，多尔衮便全无仁慈之心。

    为了支援前线大军，辽东各地的托克索庄园成为了清廷的血库。

    多尔衮下诏，命各牛录出人、出粮，赶赴前线。

    庄园里的奴隶们纷纷被强征为入伍，充作役夫，推著粮车辎重，踉踉跄跄地往南走。

    能坐上海船还算命好，走陆路的那拨才是真正的遭罪。

    这帮阿哈平日里本就食不果腹，身子骨早就掏空了，哪里经得住这般长途跋涉？

    一路上倒毙路旁者，比比皆是。

    靠著马鞭和屠刀，东虏这才将远在辽东的军械粮草，源源不断地运抵了山东前线。

    值得一提的是，多尔衮在备战之余，还特意绕道跑了一趟曲阜，准备亲自前往孔府。

    早在宋代时，仁宗便将孔子嫡系后裔的封号定为了「衍圣公」。

    自此，孔家便一跃成为了官方认证的天下儒学的象征，世代尊崇。

    多尔衮此行前来，也是想借助孔家的名声，来彰显大清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从而争取天下士绅与百姓支持。

    当代衍圣公孔胤植是孔子的第六十五代世孙。

    和历代衍圣公如出一辙，这个孔胤植别的不行，见风使舵的本事却是一流的。

    当初听闻汉军攻克京师、俘虏崇祯皇帝和一众勋戚大臣的消息时，他连夜便写好了降表，并命曲阜知县孔贞堪备下劳军酒宴，准备向汉军投诚。

    不仅如此，为表忠心，孔胤植竟然把江瀚「承天受命汉王之位」请进了孔庙，与孔子牌位并列，朝夕祭拜。

    对于汉军推行甚广的那套追赃助饷，均田分地等政策，他是丝毫没放在心上。

    在孔胤植看来，这天下无论是谁做主，都要尊孔崇儒。

    历朝历代，从两宋到大元，从蒙古人到汉人，哪个皇帝不是对他衍圣公一系礼遇有加？

    宋元革鼎之际，就连异族出身的元世祖忽必烈，尚且都对孔家优容备至，何况如今？

    管你什么李唐皇室、孛儿只斤、朱明天子，只要舵转得快，衍圣公才是真正的万世一系。

    孔胤植满心欢喜地以为，那汉军既然已经打下了京师，下一步肯定就要挥师东进，入主山东。

    自己已经做足了万全准备，而且态度足够恭敬，孔家必定能保住荣华富贵。

    可他左等右等，从春等到夏，等得是望眼欲穿，却始终没有等到汉军入主山东的消息；

    反而确实多尔衮率领的清兵，浩浩荡荡开进了山东，占据了齐鲁大地。

    这可把孔胤植吓坏了。

    他万万没想到局势会发生如此反转，于是连夜又写了一份降表，措辞极尽谄媚，称颂起了大清的仁义之师；

    与此同时，他又紧急撤下了江瀚的牌位，转而换上了「应天顺时大清顺治皇帝」的龙位。

    不仅如此，孔胤植还十分有心机地，将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的牌位也一并放进了孔庙，与孔子、顺治皇帝的牌位一同接受祭拜。

    这一番操作，可谓是把马屁拍到了多尔衮的心坎里。

    他此次前往曲阜，本来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让孔家递上降表，公开承认大清的正朔地位，借此安抚士绅百姓，稳固统治；

    二来嘛，则是想来孔家打打秋风。

    毕竟他在济南就已经听说了，孔家是曲阜最大的地主，拥有田产近百万亩，府库里的钱粮堆积成山。

    如今正是用钱之时，虽然不能强取豪夺，但初次见面，总得有些劳军之资才说得过去。

    可看到孔胤植如此识趣，不仅主动递上降表，更是将顺治皇帝和自己一齐供进了孔庙，多尔衮心中十分受用，也就放弃了这个的念头。

    他当著众人好生勉励了孔胤植一番，称赞他「不愧为圣人之裔，果然识时务、明大义」，并许诺衍圣公府一切照旧后，随即便带著兵马，扬长而去。

    汉军有卫所和营庄，不仅兵精粮足、而且还战意高昂；鞑子则有庄园和包衣，虽然严酷暴虐，却也能尽萃其力。

    双方都在趁著夏季不宜作战，紧锣密鼓地筹备著，磨刀霍霍，只等秋凉之后开战。

    而与此同时，偏安江南的弘光朝廷也同样在忙碌著。

    只不过弘光君臣的忙碌，并非是为了备战，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

    南明占据著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大明的财赋重地。

    在北都覆亡以前，朝廷每年都要从江南各地抽走大量的粮食、银钱、布帛等，用以弥补宫廷耗费，衙门的日常开支，以及九边庞大的军饷。

    按理说，如今北方各地已经相继沦陷，分别被汉军和清廷占据；

    那江南各地也就不用向北方输送财货，南明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绰有余才对。

    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由于江北四镇、以及左良玉部跋扈难制，朝廷需要拿出大量钱粮供养，才能勉强使其听命，不至于内乱。

    各路军阀合算下来，一年竟要七百多万两军饷。

    再加上皇帝和朝臣的贪欲有增无减，财政到最后竟然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

    其实早在朱由崧登基、南京的大臣们草拟恩诏时，就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减免赋税，借以争取民心。

    毕竟新皇登基嘛，样子总要做一做。

    但这一提议，却被史可法正言辞地拒绝了。

    他表示：

    「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在他看来，如今天下大乱，北方沦陷，汉军与清兵虎视眈眈；

    朝廷要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要想出兵北伐，就必须有充足的军饷作为支撑。

    若是减免赋税，国库只会更加空虚，军饷便无法保障，到时候别说北伐复土，恐怕连江南都保不住。

    江南的百姓们没有等来新朝雅政，弘光朝廷几乎全盘继承了，崇祯朝竭泽而渔的各项政策；

    只有在那些非实控的区域，弘光君臣才假仁假义的施予了恩惠。

    比如朱由崧在登极诏书中就曾宣布：

    「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

    反正那些地方也不在他手里，免不免的，不过是嘴皮子上下一碰的事儿罢了。

    财政既然入不敷出，户部也没有更好的对策，只能变本加厉地加征。

    定下联虏平寇大计后，朝廷随即颁布政令，宣布：

    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加征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

    除此之外，每年还要额外加征折色银五十万两。

    这可害苦了江南百姓。

    江南确实是膏腴之地不假，但相应的也是天下赋税重地，尤其是在天灾频发的明末时期。

    北方屡遭战火和和天灾蹂躏，相对较为富庶的西南三省又被汉军占了去，江南只能独力支撑这残破的江山。

    早先北京朝廷还在的时候，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层层叠叠，早已把百姓榨得油尽灯枯。

    如今南京城里又立了新皇帝，可新皇登基后，又是选妃又是加征，比起旧朝更是变本加厉。

    大量的佃农实在交不起税款，只好卖儿卖女，甚至举家投河。

    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本是盛夏戏水之时，河道里的浮尸却比比皆是。

    当然了，南明朝廷也不是一味蛮干，他们还是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南直隶各府县的署衙、城门、驿站、渡口等交通要道，四处都贴满了一封名为《谕天下士民书》的告示。

    弘光君臣在谕书中表示：

    「今国家不幸，社稷倾颓。」

    「西北逆贼江瀚啸聚奸党、僭号称王，窃据京师，俘囚先皇，屠我百官，罪大恶极。」

    「其爪牙所过之处，粮粟尽掠，庐舍尽焚，闾里成墟，无不十室九空。」

    「若使此贼挥师南下，诸省必遭涂炭；士则抄家灭族，农则夺地充役，商则破产输财，妻女皆充为婢。」

    「凡我士民，孰不切齿？」

    「尔等世受国恩，身有薄产，当念祖宗丘墓、子孙衣食，皆系于此。」

    「如今危难之际，更应戮力同心，输财助饷，共保桑梓。」

    「贼至之日，悔之晚矣！」

    可问题是，百姓们只是老实，但他们不是傻子。

    江南之地本就富庶，与四川方面的商贸往来也不曾断绝。

    西南、西北那边是什么光景，船商、脚夫等走南闯北的，口口相传——

    什么减免赋税，安抚流民、均田分地、追赃助饷等等政策，早已是流传甚广、深入人心。

    对于江南各地的百姓来说，这封告示只不过是掩耳盗铃，为了加税找的借口罢了。

    人家哪是什么贼寇，分明是替天行道的王师，救苦救难的菩萨才对。

    而弘光君臣的愚蠢还不止于此。

    他们不仅在南直隶各府县广发告示，企图蛊惑百姓，而且还在士绅群体里，发下了一份朝廷邸报。

    邸报中详细说了汉军在起家过程中，对于大明士绅的敌视态度，并且还著重强调了其在西南、西北各省进行的均田分地政策；以及在京师拷掠百官，追赃助饷的狠辣。

    言辞极尽夸张，将汉军描绘成了天下士绅之敌。

    朝廷的本意是想团结士大夫群体，让他们明白，汉贼与旧朝官吏、士绅等势同水火，绝难两立。

    一来能断绝其投敌的念想，二来也能趁此机会号召广大士绅群体，捐资助饷，共赴国难。

    可弘光君臣万万没想到，这封邸报不仅团结了士大夫群体，竟然还唤醒了一个令他们忽视良久、并且长期被欺压的群体——

    江南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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